我忆五大道

宋金山

我忆五大道
好友李耕将我的帖子【站在民园的看台上】，举荐到颇有影响的【情系五大道】公众号。群主紫石亲自作了图文编辑，破例予以发表。感谢之余，细细想来，我在80年代与五大道有着许多交集，许多缘分。
【五大道】坐落在民园街和体育馆街，是和平区的中心地段。30年代集中居住许多民国时期的达官显贵，浓缩着天津乃至全国的近代史。幸亏天津的历代市长，卓有见识地保留这片地域的历史风貌。如今闻名遐迩，成为天津的地标和名片。
50年代，五大道人文荟萃。按当时的成分论，“资本家”多，知识分子多，名人后裔多；“劳动人民”少，“革命干部”也很少。套用现在的时尚话，这里是“白领”的地盘，是高端“职场”的领域。经过那场动乱，才乱了格局，乱了经络，乱了分寸。
我家住在小白楼的德源里胡同。小学三年级时，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外地来信。父亲说，民园街像是也有德源里，可能是误投。我叫着同伴王严，找民园邮局问询。找到只有300米长短的湖南路，交给那户人家。这件事反馈到河北路小学，我当即被评为少先队两道杠，班里的文体委员。班主任薛文英老师，住在大理道翠竹里2号。6年级时，几次去她家里，给我补习区里的作文比赛。
1979年从兵团病退返津，先是留在小白楼办事处劳动服务站。转年调到和平区劳动局，在郑州道10号。1984年，从区劳动局分离出区生产服务局，统管区街经济。区财政划拨18万巨款，购置一李姓的大院作办公楼。正是成都道拐角处，与湖南路德源里对接。现在想起来，我与五大道有着不解情缘。
我当工业科长时，经常到居委会的车间厂房，搜寻新鲜经验。居委会都是清一色的大娘大婶们，聘请有一技之长的退休厂长或能人巧匠，带领苦于就业的待业青年大军，硬是撑起区街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成为时髦的“朝霞产业”。居委会里所谓厂房，大都是地震棚和胡同里巷的违章建筑。所谓设备，都是边角余料。居委会的简陋结构，支撑了待业青年们初回城市的生存空间，号称“双纳”。意思是纳入编制，视为就业。我常去一路之隔的博爱里，住着著名音乐家王莘一户人家。狭长的胡同承载待业青年50多人的鞋厂，成为区里的“明星”企业。桂林路口的街心公园，80年代初，成为天津市自发的家庭保姆市场的策源地。每周六熙熙攘攘，是雏形的劳务集市。孤老家庭花费2百元，就能缓解家庭的一个月的后顾之忧。
民园街最有影响的街办企业，是名噪一时的“成桂餐厅”。领头人和创业者高子洪，是“老三届”中高三的老大哥，颇有见识。1984年，自报奋勇下到居委会筹办作坊式的西餐厅。开始是在成都道与桂林路口，破墙建点。经过几年精细经营，适应了五大道的口味和文化需求，名声鹊起。名声一度压过了徘徊不定的起士林。街办事处蒋书记魄力非凡，在80年代支持高子洪贷款180多万元，购置河北路287号洋楼三层房间。标配在那时算得上豪华典雅，登堂入室。如今创业已经35年，仍然绅士般地挺立在五大道的行列里。成为当年唯一幸存下来的区街企业的字号和样板。
也是在1984年，兴起恶补文凭的热潮。我起早贪黑地啃那些搁置10几年的书本，死记硬背，临阵磨枪。汗流浃背两个月，考上新华职工业余大学。以秘书专业第五名的成绩，又一次坐在课桌前。新华业大坐落在民园体育场侧面，名气大，但校舍寒酸。新校舍建成前，租用临近的61中，长沙道小学，西安道小学等校舍。白天孩子们书声朗朗，晚上涌进已过而立之年的“赶潮儿”。有意味的是，其中有两年又回到一中的校舍里。自然心潮汹涌，浮想联翩。在这里，结识了新华业大的讲师和副教授们，班主任陆骊，教务主任王志榜，还有韩广泽，王洪，折裕珍等文科老师。为此，我写下荡气回肠的【大器晚成者之歌】。整整4年，参差不齐的我们，补上了断档10几年的文化补养。有了这张迟来的大专文凭，我进入了区组织部的第三梯队名单。
80年代，是邓小平的时代，改革大潮掀开帷幕。我在五大道的边边沿沿，领略时空的沿袭，感受时代的变迁。从1980年起，正巧到1990年，我调到区政法部门，离开了五大道。这段时间，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是我人生中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从各个方面积攒阅历和见识，为90年代下海经商，储备了观念意识，经营能力和心理承受素质。
五大道先后涌现的名家名店，见证了年代的足迹。比如“金龙苑”，“旺粤”，“清茗雅轩”，“滚石俱乐部”，“玫瑰餐厅”，等等，各领风骚三五年。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抹不去的印记。为了写这篇帖子，我特意寻找这些名家名店的门牌门号。民园体育场前不起眼的邮局，别出心裁地挂着“大龙邮局”的牌匾，犹似打下30年代的印戳。“成桂餐厅”挂着醒目的“35年”标牌，象是彰显80年代的纪念封。其他的门厅，或是旧貌换新颜，或是改换门庭，或是摇身一变；许多的旧模样，已经悄然不见了。

2019年4月20日  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