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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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少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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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5 11:07: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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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宋金山 于 2018-1-7 18:59 编辑

那时的少年生活
     
    我生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属牛。字玄金。
    我出生在山东省黄县龙口元壁宋家村。山东胶东半岛是个富地方。历史上“黄县的嘴,掖县的腿”,外出作买卖的多。我父亲十七岁,到哈尔滨义升东皮货店学徒,五零年父亲跟随掌柜来到天津。我母亲带着刚刚一岁的我,随父亲来到天津。先是住在河东区民族剧院附近,后来搬到和平区建设路德源里3号楼上。一住就是五十年。

    我父亲宋有镜,下有叔叔和姑姑。叔叔五四年来津,后来当上东明制帽厂厂长。七三年患重症,半年多就去世了。他始终没有把婶母和两个儿子办到天津。每年或是他回家探亲,或是婶母带着孩子来津住两个月。叔叔去世后,婶母发疯般地要求单位接纳大儿子新聚。折腾五年,几乎流落街头。但当时的政策没有灵活的余地,终归作罢。现在两个儿子都成家育女,倒也平稳了。姑姑宋桂英随着姑父王明兴到了洛阳。姑父只有小学文化,靠着自学当上电工,当上高级工程师,当上洛阳钢加工厂分厂厂长。姑姑有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全家和睦。从小我就把姑父作为学习榜样。
    我母亲家是个大家族。姥爷崔其询是村里私塾先生,是书香门第。有七子二女,比得上“杨家将”了。解放前三舅本事最大,可惜早早地过世。大舅、二舅、四舅先后是顶梁柱。六舅一九四六年参军,七舅五三年投靠在天津的四舅,大姨始终在老家。大家族的下一代有四十多个表兄、表弟、表姐、表妹。我与丽娟、广忱、文聚、广想、文学、广怡、亚妮走动最多。也正是这几位先后干出些成就。广恪也有本事,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
    我父母是典型的胶东半岛人。男人勤奋作事,孝敬父母,养家度日。女人勤俭持家,相夫教子,从始而终。他们追求平凡的一生,祈盼平安的一世。
    父亲从小学徒,后成为皮毛专家,在天津皮毛厂勤奋工作三十年。没有调动,也没有提拔,只是有幸在中年入了党。为孩子们的政治前途抹上了一道亮色。孩子未长大时,父亲什么也不过问。我考上一中,父亲都没有奖励几句话。一切任其自然,顺其发展。好象只要供你吃穿,供你读书,就尽了当爹的责任。他天天骑着旧式的脚刹车的自行车,往返二十多里地,到东郊区的皮毛厂上班。除了出差,天天如此。我们哥仨看着那辆自行车长大,也是凭着那辆自行车懂事的,知道了父亲的不易。
    从我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起,父亲不再默然不视。每半个月都给我写信,漂亮的钢笔字和平白的话语,陪伴我整整十年。七六年天津发生大地震时,全团的天津知青,传阅着我父亲寄来的唯一一封信。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寄过来的。我上山采伐当连长,回津采购羊皮袄准备山上过冬,父亲跑东跑西,硬是凑了二百多件羊皮袄。我结识了爱人翟国庆,她执意只能回津才与我成婚。父亲没希望地托关系,跑路子。发动七舅,金水、金田一块儿折腾。一直折腾到知青大批返城,父亲才罢手。父子情深呵,铭刻在心。
    八十年代父亲看着我在临建棚里结婚。金水和金田成婚的房子,父亲也没有使上劲。老实一辈子的父亲,竟然与厂长拍桌子瞪眼,非要争一间房子。以至精神受刺激。我看事态不好,与组织协调,让父亲提前退休。我想方设法,给父亲创办山石复印社,天天有事可干,父亲才平稳下来。在小树林小车胡同9号,那间十平米的小平房里坐住了。后来增项卖土产,父亲又熟练地拨拉着算盘珠子,忠实地抄写每天的帐目。一直坚持两年多,终因亏空太大不得不关闭。母亲为了父亲,拖着有病的身子陪他上济南,奔洛阳,走大连,访通辽,还有回老家。过了两年老年人旅游生活。直到一九九二年母亲去世,父亲沉默寡言了。
    这时我已在和平检察院工作。九月份借上吉林市外调的机会,我陪父亲到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看望宋有瑶等亲戚,也是让父亲散散心。在哈尔滨市,我陪父亲去了兆麟公园,秋林商场。父亲年轻时在哈尔滨的时光,他都记得起来。最难得的,我陪他沿着松花江划船而上,一直到他当年所呆的义升东皮货栈。那间门脸还在,他高兴地留了影。
    父亲尽管跟我生活了五年,国庆细心地侍奉,但父亲没有了欢笑。除了看到金水、金田、岩岩、泉泉、苗苗这些亲骨肉和隔辈人,还能露出欣喜的目光,还有亲切的笑容外,什么兴趣都没有了。逐渐地目光呆滞,天天昏昏欲睡。九七年夏天,那时保姆这个行当还不普及,只好把父亲送到一家养老院。三个月后,因小脑萎缩而心肺衰竭(实际心力衰竭)撒手而去,享年七十六岁。
    父亲一辈子与世无争,一辈子听领导的。有我母亲,父亲没吃过苦。如果没有八十年代那场刺激,如果母亲再多活几年,父亲会活到八十多岁。每看到父亲留下来的信件账目和有限的遗物,我的心里一直隐隐作疼。
    母亲崔延文,一九二零年四月十二日生人。。从小跟着我的姥爷学习识字。一九四一年嫁给比她小两岁的父亲。一九四九年生下我,一九五一年来天津与父亲团聚。一九五二年有了金水,五四年有了金田。母亲按三字经中“山水田”给我们取的名字。假若再排下去,就该叫“金狗金牛金羊”了。
    母亲五八年来到集体性质的天津绣花厂工作。先是手工绣花,后来一直做检验工,一九七零年退休。
    母亲从小聪明贤惠。在女人中算是能咬文嚼字,能讲许多历史故事的公众人物。在诸多的兄弟中,二姐(母亲排行老二)是叫响了。翻看五十年代的相片,母亲身着旗袍,端正清秀,俨然是大家闺秀。实际上她是极能吃苦的女人。
    从我记事起,母亲每天早早地起来,买早点给父亲,之后又打发我们哥仨上学,就风风火火地奔工厂而去。中午赶回来给我们哥仨作午饭,又风风火火而去。晚上操持晚饭,洗衣服,整理家务。直到很晚才入睡。逢奶奶来津住时,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母亲多了一份侍奉婆婆的活计。老家的舅舅和侄男望女们常来津,灌在我耳朵里尽是“二姑长”“二姑短”。母亲多了一份忙碌和劳累。婶母每年带孩子来津住一至两个月,又给母亲增添了一份负担。回想母亲年轻身壮时,天天是三点一线,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清闲。忙里忙外,顾上顾下地劳累几十年。
    母亲对父亲,是真正的相敬如宾,把父亲当作一辈子的客人。从无责怨,几乎没有红过脸。早点,晚饭,打热水,沏浓茶。一年四季的穿着,里里外外的应酬。母亲全部承担起来。父亲一辈子没有作过饭,没有洗过衣服。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每周日上午劈劈柴。还有节粮度荒时去挖两次野菜。母亲却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不干活的父亲。
    父亲和我们哥仨有谁得了病,母亲就什么都顾不上了,甚至不吃不睡。小时侯我爱发烧,母亲经常在深更半夜,抱我上立华大楼私人诊所。金田打针过敏时,脸色紫青不省人事,母亲急得团团转。那时工资水平低,老家来人和亲戚走动等额外开支是很愁人的。母亲总是应对有措,有条不紊。没有慢怠过一个亲戚,哪怕是小孩子。父母工资加在一起不足一百元,除去亲戚里道的打点(每月形成固定的开支),也就剩五十多元。但我们哥仨从没有寒酸过,露怯过。不仅如此,每月都有邻居来借钱。有位徐娘,拖着九个孩子,丈夫在外地。每月初,徐娘踮着小脚来借五元钱,每月二十日又还。如此循环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五舅每年有两三次坐船来津,找二姐要五元至三十元不等。七舅四个孩子,母亲每季度送去十元钱。六舅在杨村部队每半月来一次,叔叔每周来一次,都是四菜一汤。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同事姐妹有了困难,母亲总是慷慨解囊,雪中送炭。真不知母亲是怎么算计的,又是怎么挺过来的。
    母亲文化不高,但眼界很远,心胸很宽。家里的事,父亲从来没有拿过主意,全是母亲审时度势,做出判断和决策。我家没有政治范畴的事务,都是人际交际方面的问题。母亲没有计较过高低贵贱,没有盘算过人情炎凉,没有企盼过有无回报。与所有的人都有亲近感和亲合力。按现在的说法,母亲是亲民的典范。
    我家最大的事情,就是我和金水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金田先是在汉沽盐场工作,又参军到了威海。母亲都是默默地接受。用家庭仅有的财力,一个一个地打点送行。母亲没哭过,至少当着我们的面没哭过。我和爱人送岩岩到马来西亚,留学了一年半。我们的精神都垮了,不得不把岩岩喊回国,叫回身边。母亲当年又是怎样熬过来的?
    母亲对我有不放心的地方。在兵团一度情绪低落时,妈妈有所担忧,激励过我。母亲从来不苛责我。七零年知道我入了党,当了副连长。把仅有的两枚金戒指卖了,给我买了一块英格手表。但一直却在忧虑我,人生一辈子千万别出错。他对金水金田是一百个放心,因为他哥俩随我父亲。
    妈妈对我爱人国庆是一百个满意。七三年国庆到天津调查我擅离职守,与妈妈接触过。当我写信告知我和国庆有可能是一对时,妈妈惊喜过望,逢人便讲未来的长媳是怎样的俊俏,是怎样的甜美,是怎样的能干。
    国庆帮母亲分了忧。上班站柜台一天,回到家里就炒菜作饭,使母亲多多少少尝到了作婆婆的福气。家里来亲戚,国庆张罗一桌好菜,使母亲多多少少地摆起了作婆婆的身份。家里大事小情,国庆帮着拿主意,使母亲多多少少地品尝到作婆婆的超脱。
    后来淑华,秀杰相继进门。母亲看着三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才重重地舒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了一辈子的所有使命和目标。有了岩岩,泉泉,苗苗,母亲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母亲的耐力和意志力是出奇的。八十年代母亲积劳成疾,右腿关节增生,鼓起了一个大包。一瘸一拐的,上下楼困难。常年血压高,时常晕得睁不开眼睛。胳肢窝还曾经长过一个硬物。但她不去医院,暗地里吃药坚持。到了九二年七月,炎热的夏天里,母亲重重地病倒了。先是脑栓塞,怎么动员也不住大医院。只好在胡同门口的卫生院输液。卫生院缺乏监视仪器,一周转化成脑溢血。救护车送到天和医院,维持了三天,人事不知,昏迷不醒。我此时体会到了母亲的珍贵,后悔没有果断地采取强硬的措施,以至脑栓塞,脑出血,这样老年人常见病,竟然半个月就会夺走母亲的生命。我痛悔莫及。
    母亲弥留之际,突然脸色一阵红润。我急忙凑上前去,趴在母亲的脸前。母亲嘴唇动了动,眼睛眨了眨,没说出话,也没睁开眼。但她的手紧抓我的手不放,有力地攥了几下,就撒手人间了。我痛哭不止。忠厚,豁达,劳累了一辈子的母亲,七十三岁就这样快地走了。临走时紧抓我的手,我明白她放心不下我的父亲,放心不下金水金田,也是放心不下我。这是母亲临终前的负责态度。没有一句话,但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挑起全家的责任。
    德源里胡同震惊了,大娘大婶们泪流满面。老家龙口震惊了,新聚新庆,文聚文学,广忱广想等十几人,日夜兼程赶到天津。洛阳济南震惊了,悼电哀文纷至沓来。长辈同辈晚辈,无不痛哉惜哉。二姐的处事为人,二姑的音容笑貌。宋婶的敬夫爱子,宋娘的宽厚仁慈。母亲一生中所有的称谓和品德都在追悼会上迸发了。我眼泪模糊,喃喃地:“妈,您真的不该走呵!”

    我在德源里长大。这是极普通的天津小胡同。1—4号院都是二楼建筑,5号是一间平房。整个胡同二十来户人家。胡同口原有缝鞋匠老头叫王老四,文革前消失不见了。还有老孙家的铁匠铺。出胡同就是粮店,副食店,买东西方便。夏天最热闹,大娘大婶们都拿着蒲扇和小板凳出来乘凉,说古论今,谈天说地。那时哪家都没有秘密,家庭状况和大事小情,都在邻居们的眼皮底下和舌头尖上。男人们几乎没有走动和交流,吃完晚饭后都锁在自己家里。也许是政治因素,使男人们只知道上班挣工资,回家不管任何闲杂事。
    上小学前的事几乎记不得了。只记得妈妈每次开饭时,都在二楼窗口向整个胡同喊:“钉柱,钢柱,兴柱---”妈妈略带嘶哑,但十分亲切的山东胶东口音,一直喊到我上山下乡,才在耳边消失。
    记得小时侯玩耍内容十分丰富,女孩子踢毽子,跳房子,跳猴皮筋抓彩子,玩散棒。男孩子拍毛片,捉迷藏,摔泥罐,推铁环,逗老根、弹玻璃球。用冰棒捆成的手枪,射击用纸折叠的子弹。夏天粘蜻蜓和爬树逮知了。过春节抖闷葫芦儿。男孩子和女孩子们一起玩“踢罐电报”等各种各样的游戏。可惜,这些没有成本而又健心益智的游戏,都失传了。稍大时,主要玩扑克“大跃进”打六家。它风靡全市,老少都参加。在海河边,河东体育场有几处规模很大的阵地。从中涌现一批高手和知名人士。真正的高手记忆力和判断力极强,出牌过半时,几乎就知道谁手里还剩下什么牌。
    德源里有大小四十余个孩子,有十几个孩子赶上老三届。其中有我和弟弟金水,王俨、小青、德立、吉祥、伟彪、茂生、德民等。4号院的张萍和孟庆生,1号院的夏华昌,3号院的大俊属于当时的技校或中专。大一些的有孟庆兰、张小明、王丽娟、韩增祥、桑连城、夏华明等,他们已经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孩子们的故事我弟弟金田知道的很多,特意给我写了洋洋一百二十页。
    德源里比较有特点的家庭有七八家。
    3号院一楼的老朱家。朱大爷解放前就是厨师,生养了六个男孩和四个女孩。朱大娘喂了这个又喂那个。幸亏朱大哥到朱四哥陆续参加工作,朱家才缓过劲来。朱三姐和四姐大俊,夏天经常在过道里搭个木板床睡午觉,给小男孩们展示了少女的睡姿,有一种神秘感和温柔感。因家境困难,朱家每天都在吵架。朱大爷经常是气呼呼地扬长而去。但他的身体极好,一直活到八十多岁。
    5号院唯一的平房里,住着二嫂子一家,有四个孩子。印喜、小丫、小点子,还有一个想不起名字。二嫂子的丈夫姓李,是市级劳动模范。不苟言笑,既有工人当家作主的一面,又有大老粗的一面。二嫂子当了十几年的街道代表,是热心人。胡同里的事,象掏地沟,收垃圾费,街里搞什么活动,都是她拖着罗圈腿跑来跑去地张罗。五八年除四害,每家都敲盆敲罐,为的是不让麻雀着地。二嫂子也在胡同里整整跑了一天。文革刚开始,一家子就搬走了。接任的街代表胖大娘,住进那间只有七平米的小平房。
    4号院孟大娘与我家都是胶东半岛人,是老乡。孟大娘与我母亲感情最深,过往最密。孟大爷是胡同里唯一的领导干部,是市政协的一位处长。加上他浓重的山东口音,高大的身材,让全胡同的人都敬畏他。孟大娘六十年代末,染病卧床不起,痛苦至极竟用布腰带吊到门把上自尽了。那门把距地面只有六十公分高。孟大爷续弦离开了德源里。孟庆兰大姐还是和我母亲关系最好。一直延续到我母亲去世。
    4号楼上王大爷,是胡同里唯一的资本家。公私合营后,王大爷深居简出,不和任何人过话。王大娘却是闲不住的人,那时女人吸烟和打麻将的极少,王大娘经常是在烟雾缭绕里推了一圈又一圈。丽娟大姐和妹妹丫蛋带着聪明劲和利落劲。独生子王俨是我的同班同学。精明干练,豁达乐观。玩的东西无所不精,下象棋、打扑克、弹球、拍毛片等,都是胡同里的高手。有一次老师提议增选王俨为中队委,我投了反对票。却没有影响我俩人的关系,相互之间都有彼此佩服的空间。是资本家出身,把他耽误了。后来他在承德插队,自学英语过关。前几年王俨远走高飞到美国,在拉斯维加斯大赌场当高级管理人员。他秉承了父母的血统,并且发扬光大。王大娘现在已经八十六岁了,还在打麻将。
    王大娘的亲弟弟,我们都喊小老舅。个头不高,浓眉大眼,六十年代就在南京军区部队的足球队,踢右边锋。后来复员到河北青年二队当教练。是孩子们崇拜的人物。
    4号院的张大娘,是河东区小学的语文教师。戴付眼镜,文质彬彬,是胡同里唯一的知识分子。他的长子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和陈景润一起搞数学研究。大姐张小明在水上公园工作,后来提拔到副园长。二姐张小慧,早早地分配到西安当老师。三姐张小萍,也叫张萍。是我十八岁时尝到初恋滋味的人物,给过我模糊的爱。
    弟弟张小青,天资聪明。小时侯就摆弄半导体,修理闹钟。我和小青无话不谈,停课闹革命在家时,我俩几乎天天在一起。他家里所有的聚会场合都有我。他后来到献县插队,七零年我利用外调机会专程看望他。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精神很是苦闷。我给他留下五元钱,道别时彼此热泪盈眶,难舍难分。少时的感情永远值得怀恋。
    4号院老韩家是山西人。韩大爷是会计,韩大娘在一个集体小厂里任车间主任。韩大娘回到家就领着六个孩子,拼命地砸卫生纸,然后包装,送货。装满一辆三轮车,也就挣几角钱。韩家里纸屑满地,尘土飞扬。尽管收入可怜,却维持了全家人的生活。家贫出孝子。大哥增祥后来自立公司,二哥吉祥担任了一家装饰公司的老板,大妹秀梅二十一岁,就当了国营纺织厂的团委书记。韩大娘现在八十四岁高龄了,记忆力不减,说话还是当年那样泼辣利落。前些日子,我请德源里健在的两位老人(韩大娘和王大娘)吃了一顿饭,各给五百元,以尽晚辈之心。
    1号院桑连城比我大五岁。父亲还乡,他独身住了一间二十平米的大房子。是胡同里享受自由空间最大的快乐王子。他参加工作很早,一人享用着三十多元的工资,也是胡同里人均消费最富有的。他饱览群书,但口头表达能力很差,我是他唯一的沟通伙伴。象“三侠五义”、“金瓶梅”、“儒林外史”等,我都是从他嘴里听到的。文革刚开始,因他父亲的历史问题,被造反组织扫地出门,不知去向。又搬来街道代表王桂花一家八口。胡同里最有自由空间的一家消失,整个胡同的人均住房面积均衡了。
    我家二楼的马家,是零距离的近邻。马元亨的父亲和我父亲是世交。他的妻子我们叫大嫂子。她贤惠娴静,精心地抚育三个男孩。我们这一层楼两家共六个男孩子。大嫂子当了一辈子临时工,八十年代还是我在街里托人给安排的。长子马俊杰因搞对象受刺激,三十多岁就不疾而终。次子俊严极为精明,曾在一家副食店当负责人,长达十几年。现在把大嫂子接去颐养天年。三子俊伟开出租车,过着不错的生活。
    在我下乡前几天,主动约大嫂子谈了一次话。感谢她对我们哥仨从小到大的关照,拜托她今后还要照顾我的父母。大嫂子慨然应允,并再三嘱咐我不要牵挂。这份真情永远藏在我的心底。
   
    文化大革命中停课闹革命,老三届的伙伴们无事可干,聚在一起的时光多了。我们都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戴着一顶军帽。晚上聚在胡同门口,在路灯下打扑克“大跃进”,彻夜不眠。我和王俨、小青一拨,只要小青“拿贡”,我和王俨的后手配合的极好,十有八九就见“道”。仨人组队到海河边寻找高手,却是胜少败多地回来。
    白天经常踢足球,在大同道中国银行的后院里。小青只能把大门,吉祥和德立充当后卫,我和金水担当前锋。说来惭愧,我从小在新华路体育场踢球,又在一中操场踢了那么久,却不会带球过人,小短腿只会左冲右突,前后奔跑。唯一的收获,身体结实,一直到今天。
    回想起来德源里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朴实无华却印象深刻。胡同里尽是情趣。对我们优良品质的形成,功不可没。比现在的孩子们欢快多了,充实多了。
    我们懂事时,为家分忧。买粮、买菜、买煤、买柴,买古巴砂糖,买伊拉克蜜枣。哪里排队,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我们长身体时赶上节粮度荒。父母们忧虑的眼神感染了我们。肚中无食,饥饿难忍,但都懂得谦让。挣工资的父亲单吃,弟妹们先吃,大一点的躲出去不吃。在妈妈的催促下,再和妈妈一起吃剩菜剩饭。我们曾结伴到市郊二号桥挖野菜,也曾在粮店里算计着偷点什么。那时的父母不象现在盼子成龙,盼女成凤,只要孩子能为家里分担点什么,那就是好孩子。
    那时的邻居确实是“远亲不如近邻”。文革前尽管阶级斗争风云密布,但还没有波及到胡同里的老百姓。机关干部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和缝鞋匠,劳动模范和纨绔子弟,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里。与邻为友,与邻为善。谁家有病人,都跑前跑后。谁家有喜事,都奔走相告。生活苦点,但和平共处,其乐融融。这些对老三届这一代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那时就近上小学。同龄的邻居孩子,几乎都在一个小学里的一个班里。一个班里四十多个学生遍布在上学的路上。比如云芳里,福安里,福荫里,三德里的孩子们,基本每天早上都走在唐山道上。放学时排路队,用不着家长接送孩子,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精力。
  唐山道上(原称北平道)座落着新华路体育场。是得天独厚的体育世界。踢足球,打篮球,摔跤,举重,击剑,武术,棒球,应有尽有,丰富至极。体育场周边砌着一圈两米高的水泥墙,小学二年级我们就能翻墙而越,从来不走大门。足球和篮球场的看台都是木制的。我们就在看台底下跳跃翻腾,功夫都很扎实。我小学二年级在这里学会了骑自行车,踢球,简单的武术动作。但我更爱看,所有的体育知识和运动项目都是从这里启蒙和熏陶的。以至一辈子都没离开体育频道。可以说小学的业余生活都在新华路体育场。对培养我的情趣爱好和性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二年级戴上红领巾。那时表现突出,才能加入少年先锋队。我三年级当上了中队委,,五年级当选大队委,是文体委员。三年级以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全班前三名。语文和算术都是强项,几乎没费力气。学习吃力是初中二年级以后,什么代数,几何,化学,物理都费劲。但语文始终是优势。
    小学的同班同学印象不深了。惟有徐文织还印在脑子里。她是女生中的佼佼者,既爽快又文静,三年级是我班的中队主席。她应该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气质和模样都吸引住我,以至五年级时我想入非非。有一次我撒谎,脱离我的路队,而加入她的路队,顺着河北路一直跟踪到她家门口。她消失在大门里,我还站立许久,感到莫名的激动和兴奋。德源里没有这样高雅的女孩。她和我分别考入最好的十六中和第一中学,是班主任薛老师最得意的两个孩子。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曾约她在胜利路墙子河边走了一个晚上,交谈热烈,内容广泛。随即我给她寄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被她的家长退回来,斥责我小资情调。她后来去内蒙古插队,至今查无音讯。
    河北路小学有几位令人敬重的老师,教语文的姜老师和卜老师,教体育的钱老师,教音乐的朱老师,大队辅导员小王老师。每当与河北路小学的毕业生谈起这些老师时,都充满感激之情。这些人是辛勤的园丁。数十年如一日地培育着祖国的花朵。我最不能忘怀的是班主任薛文英老师。她面色黝黑,俊俏,两只眼睛特别深沉。身材匀称,举动利落。尤其是黑板上的粉笔字,相当漂亮。她教的语文课,我特别爱听。可以说是她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她曾给我四幅雷锋语录。姜老师写的毛笔字,薛老师画的彩色的花朵,至今我还保存着。是她把我送到一中名校。文革中她给我写过一封激励我的信,我也留存着。八十年代我曾看望过薛老师,再也没有联系。至今我还懊悔不已。真应该为薛老师作点什么,否则,抱憾终身。
    在小学的学校里,我们从读书的那天起,除了加减乘除运算和粗浅的历史、地理知识外,就都是英雄题材的教育。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刘文学、向秀丽都在课本里。也都活灵活现地印在心灵上,脑海中。英雄们都是为新中国献身。我们从小就爱英雄,爱新中国。爱看英雄的各种版本的小人书。到五六年级特别爱戴毛主席。那时的毛主席是慈祥的象征,后来是庄严的象征,再以后是神圣的象征。
    祖国的花朵一个主要支撑点是集体主义,现在又称群体意识。拾金不昧,助人为乐,敬老爱幼,爱惜公物,遵守公共秩序等闪光的字眼和观念,从小就在心里扎了根。六三年开始学习雷锋,进一步巩固了这些优良品质,加深了这些可贵的意识。那时确立的终身理想,就是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祖国的花朵一个主要行为特征,就是勤奋努力。那时无论什么家庭背景和生活条件,在小学校里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没有贵贱之分,只有上进和落后之别。都知道勤奋学习,勤快做事。没有不喜欢勤快做事的孩子的父母,没有不喜爱勤奋学习的学生的老师。社会上最受欢迎的人,就是勤勉的人。现在的孩子自私,懒惰,懦弱,在那时绝对是不允许的。学期评语上有这三个词组,那就是不可救药。会遭到父母的严厉训斥。

    六三年我考入一中。初一时当过班长,初二就落伍了。学习也落在第二集团的边缘。索性每天下课跑到校园操场踢球。我每天中午花八分钱买半两瓜子,嗑起来噼啪作响。获得“半大两”的绰号。“半大两”学习上松散,踢球中勇猛顽强。以至下一届类似我的风格的学生,叫“二大两”、“三大两”。这个绰号是天意,衬托了我一生的性格特征。
    六三年国庆节,刚到总工会和外交部工作的丽娟表姐和姐夫,邀我赴京参加国庆活动。九月三十日晚上到人民大会堂三楼会议厅,与国家领导人彭真、刘宁一等一起观看文艺演出。十六岁的我受宠若惊,瞪圆了眼睛看完了整个演出。十月一日晚上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盛大的联谊舞会。成百上千的青年人和少先队员,跳热烈而又欢快的集体舞。我兴奋得手舞足蹈,心里象海洋一样汹涌澎湃。回津后我在班上开始讲不标准的普通话。因不伦不类,遭到同学们耻笑和嘲弄。一个星期后再也不敢讲普通话了。造成了心理障碍,至今不敢讲普通话。
    一中教外语的胡德康,教代数的陈邦月,教体育的张锦荣,教几何的兼班主任李葳老师,都很出色。但没有一个老师喜欢我,也没有一个老师讨厌我。我哪门功课都不是强项,但哪门功课都在六十分以上。
    市一中是传统的名校,历届学生都出现过名人。体育界穆祥雄、张业福、王志良,歌唱家李光羲等都是一中的著名校友。老校长韦力是全国中学界里教育专家。副校长边叔扬是全国闻名的数学教育家。特级教师、一级教师在六十年代就有十几位。一中的学生在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率名列前茅。一中的每个学生都是抱负远大,学习能力极强。
    一中的田径全市第一,涌现出张洪德、赵学健、米广和、谭峰、赵荣信等体育天才和全国全市青少年记录的创造者。每年的中学运动会,都拿总分第一名。足球在全市属二流,踢不过五十四中和十八中。篮球在和平区拿过名次。象棋出了个张大山。围棋出了个寿国香,后来还有史效勇。书法出了个尹连城,作家出了一级作家李玉林和王端阳。演艺界出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少将军衔的演员郑邦玉。
    老三届时的一中,是人才济济的黄金时期。


节选自纪实散文【戏风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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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6 13:47:33 | 显示全部楼层
    好一篇精彩纷呈的家族史!其内容涵盖之全面、写作功底之雄厚,令人钦佩至极!如此传世之作也是留给子孙后代巨大财富和无价之宝!金山老师无愧为一中高材生,超凡记忆和刚劲有力的笔锋把几代人不同人生经历与社会现象解析得清晰透彻、淋漓尽致,尤其字里行间流淌着那份真挚情感,深深打动和感染着读者心弦。文中那些熟悉的情节正是全社会的缩影。做为同龄人,读文引发共鸣的同时由衷感恩老一辈亲人为养育儿女所付出的辛劳!感恩伟大祖国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昌盛!

    谢谢金山老师经典大作!在新的一年里,祝福您万事如意、阖家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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